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德蘭教授為本報40周年慶所發表的一篇專題演講，意料之外地深中台灣的時弊，有如一記及時的當頭棒喝。
席德蘭一秉其謙謙君子風度，再三表示不清楚台灣經濟實務，因而特別舉出他最熟悉的兩個國家做實例。沒想到這兩個活生生的例子卻正像是為我們量身訂做，分毫不差地搔著台灣的癢處。
其中之一是120年前全球最富有國家之一的阿根廷，由於施政者以政治壓力干擾經濟政策，使政策陷入錯誤，復搖擺不定，失信於投資者，令人無法對未來做正確的判斷；因而在1980年代陷入「失落的十年」，其資本投入嚴重偏低，落到今日的貧弱地步。
與此呈現強烈對比的，就是近年來受到高度矚目的愛爾蘭。1980年代愛爾蘭還是歐盟最窮的國家之一，但1990年代除了以高度自由化在歐盟各國中脫穎而出，最令人津津樂道的，便是該國政府為鼓勵到愛爾蘭投資，祭出低稅負的優惠，更嚴肅承諾，直到2009年稅負制度都不會改變；因而近悅遠來，蓬勃的投資使其國力蒸蒸日上。
席德蘭由於以「政策的一致性」為其獨得之勝，因而在比較上述兩個極端時，特別著重二者「政策搖擺」與「一諾千金」的對比。但我們觀察兩國之成敗，則不能忽略另一重點：資本投入之消長。因為天然資源、人力多寡等等既有限制既難以改變，決定一國人民生產力高低的最重要關鍵，就是人力的素質與資本的累積。再深一層看，人力素質高低也正是人力投資多寡的後果，於是投資之興衰，就成了在全球市場中決勝的關鍵。
除此之外，一個國家施政方向的正確與偏差，比政策是否具有一致性，處於更高一層位階。錯誤的政策若十數年一以貫之，固然人人皆得以準確判斷未來，但在正確判斷之下，更會及早遠避，以免賈禍。相反地，能夠找到正確的政策方向，堅定不移地依之行政，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吾往矣，這樣的政策一致性才會讓明智的投資者聞風景從，讓這個國家的經濟實力愈植愈厚。
加上這些註腳，再回頭看台灣「失落的十年」，我們立刻會發現其關鍵何在。我們違反了使一個國家自貧窮升起，成為舉世矚目的明星所應具備的一切條件：正確的施政方向、不以政治力胡亂干擾經濟政策、政策免於搖擺而能始終一貫為大眾提供可以預見的將來。因而樹立了另一個反向的樣板。
十年以來，從李前總統到陳總統執政，我們有一個政策方向始終貫徹不改：堅決阻止兩岸三通直航，對兩岸經貿投資設下種種莫須有的限制、障礙，不時以突發的語言、行動挑激對岸在台灣海峽掀起波濤，以自閉、鎖國的大方向遏制國人有效利用對岸的世界工廠、世界市場的有利條件。
這個十年一貫、不少動搖的政策方向，讓每一個國內外的投資者對未來都可以清楚地做出正確的判斷；因而外國投資者紛紛離去，本國投資者也遠去他方，使國內投資成長率奄奄一息，步上阿根廷的後塵。
不止此也，從2000年政權輪替以來，民進黨與環保團體之間糾纏不清的關係，即使產業發展方向飽受凌遲。從貿然停建核四，到其後不得不恢復興建，然後又意興闌珊，似建非建徒耗時日，直到今天連歐盟都在溫室氣體壓力下宣布核能為乾淨能源，我們的政府仍似無頭蒼蠅，不知該如何面對核四。最近，環保署及環評委員與行政院直接針對產業政策、能源政策、二氧化碳政策進行肉搏式的突擊戰，讓國內外投資者心裡七上八下，不知該如何是好；政策的反覆竟成了盲目地左衝右突，不要說十年之後的遠景，連明年情勢如何，恐怕都很難論斷。
至於主政者勇於朝令夕改，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，早已司空見慣；而負責施政的行政院長六年換了五任，其下之部長任期壽命更是不過數月，則政策要求一致性，簡直是緣木求魚。
由於我們的政府十年來所作所為，皆與阿根廷如出一轍，甚至猶有過之，因此我們落得跟阿根廷一樣甚至更壞的下場，也就沒有什麼奇怪了。席德蘭來此一遊，發表一篇或許他自己都不知如此鞭辟入裡的演講，如果我們的主政者聽得懂，也勇於改過遷善，那真是功德無量。否則，奉勸席德蘭更認真地了解台灣實務，也許下一回演講就不必再舉阿根廷做例子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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